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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座回顾|付瑞珣:《论语·阳货》“东周”本义考论——兼说孔子“从周”思想及其实践逻辑

发布时间:2024-03-04文章来源: 浏览次数:

2024121日上午9点,有源书院第166次会讲活动在西宁市万方城举行。此次会讲的主讲人是付瑞珣老师,会讲主题为:《论语·阳货》“东周”本义考论——兼说孔子“从周”思想及其实践逻辑。

主讲人介绍

付瑞珣,辽宁本溪人,历史学博士,入选为青海省高端创新千人计划拔尖人才。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“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”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、中国早期伦理思想史。在《历史教学问题》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《青海社会科学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,出版有学术专著《史料与视角:春秋霸史新研》,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清华简与商周伦理思想研究”1项,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等各级社科项目多项。

本次会讲中付瑞珣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对《论语》的研读心得,对在研究《论语》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“吾从为东周乎”作了重新的梳理与解读,并就孔子“从周思想”的形成理路作了抽丝剥茧般的析论,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。

付老师首先从《论语·阳货》中记载的春秋晚期鲁国季孙氏陪臣公山弗扰叛乱时,孔子“欲往”,引起了弟子子路的阻拦,孔子遂以“吾其为东周乎”陈述理由为问题的缘起,总结了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四种观点,即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、“黜周王鲁”说、“东都·王朝”说、“成周”说,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几种观点作了有力的辨析。

一、“东周”非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 付老师列举了魏晋以来史书典籍中关于此一观点的代表性论述,如魏晋时期何晏所著的《论语集解》,其注:“兴周道于东方,故曰东周”此说颇为流行,至宋代,朱熹及其辅翼者依旧沿袭其论,如《论语集注》言:“为东周,言兴周道于东方。”随后付老师认为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解释“东周”并不巧妙,因为一方面,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释“东周”会引起理解的分歧,因为解释者对“兴周道”可以有“兴周”和“兴道”两种不同的理解,另一方面,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释“东周”不符合孔子时代的语境,综之,较为通行的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乃魏晋时期形成的说法,该说既不能突显孔子“从周”之思想,也无法抵御西汉以来“黜周王鲁”学说的挑战,更有违孔子时代的语言环境,当非孔子所言“东周”之本义。

二、“东周”非“黜周王鲁”说 谈及这一观点,付老师从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的宏观历史背景出发,将今文经学的影响与此观点的形成互为表里展开论述,认为司马迁亦受今文经学影响,于《孔子世家》中此处曰:“孔子循道弥久,温温无所试,莫能己用,曰:‘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,今费虽小,傥庶几乎。’”至东汉时期,何休总结西汉今文经学的观点,依据《公羊传》发挥出一套“新周”“王鲁”的理论,后儒据此认为孔子欲以鲁代周而王。清儒惠栋便言:“‘吾其为东周乎’,何晏注云‘兴周道于东方’,故曰‘东周’,此与公羊黜周王鲁之说合。”指出“新周”“王鲁”等今文经说其实是对《公羊传》的误读,并详举有关史料进行实证考据,最后得出结论,儒家后学将孔子尊东周王室的观念抽象为《公羊传》所谓的“国君一体”理论,强调今君与先君的血脉相接。东周诸王既然继承了周文王之血脉,周之王系就未断,周就未亡。周既不亡,如何“王鲁”?可见,何休的“王鲁”思想不符合孔子的“春秋大义”,也与《公羊传》的理念相违背。因此,以“黜周王鲁”来解读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难以成立。

三、“东周”非“东都·王朝”说 南宋学者钱时在《融堂四书管见》中认为:东周,东都也,又解释说:周之东迁,王纲扫地,圣人拳拳斯世,不啻焚溺,惟恐不用耳,如有用我者,吾岂为东周之事乎?断不其然。其以东周指代平王东迁后的都城,进而引申为东周王朝之义。宋儒余允文《尊孟辨》言:公山弗扰召孔子,孔子欲徃(往),遂言如有用我不为东周,则说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。亦将东周解读成与西周对应的王朝。付老师通过梳理上述观点,提出质疑,身处东周时代的孔子,是否就有了后世以为常态的西周东周模式的周史观念呢?以这一问题为索引,进行了详细的解析。首先从在两周之际一度出现“周亡”观念的历史背景出发,如《诗·小雅》中频现“国既卒斩”(《节南山》)、“赫赫宗周,褒姒灭之”(《正月》)、“周宗既灭,靡所止戾”(《雨无正》)、“国虽靡止”(《小旻》)等,通过史料的分析对比,认为无论从政治实践还是从观念建构而言,春秋时人并没有形成一个与“西周王朝”相对应的“东周王朝”的观念,在此背景下的孔子亦无“东周王朝”之观念。由此考证学界普遍认为孔子的周史观念:“王室→诸侯→大夫”这一变化模式,得出孔子使用“东周”一词也绝非后世“周史分期观”模式的用法,并结合先秦辞赋等文献综合认为无论从先秦时期“东周”的辞例还是孔子的周史观念而言,“东都·王朝”说亦难符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之本义。

四、“东周”当为“成周”说 付老师首先对“成周”概念史的形成与演变作了梳理。成周说始于东汉的郑玄,他据《公羊传》成周者何?东周也认为:据时东周,则谓成周为东周。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:以敬王去王城而迁于成周,自是以后,谓王城为西周,成周为东周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,周敬王元年,即公元前519年,敬王的异母兄弟王子朝发动叛乱,占据了由平王东迁以来一直居住的王城。敬王从此迁往王城东部的狄(翟)泉城,命之曰成周,即《公羊传》所谓东周,以别于王城西周。然后从历史地理考据的角度出发,探讨了关于王城与成周二者之间的关系,综合传世文献、考古资料以及诸家之说,认为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是:西周初年周公在瀍河两岸营建新邑,乃名为洛邑,周成王亲政后称其为“成周”(且命名为“周公成周”),西周时期洛邑与成周实一城,尚无“王城”的名称,为我们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历史空间维度的思考。最后得出将“东周”理解为“成周”最为符合时代语境,由此,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应为“吾其为成周乎”,在孔子的时代“成周”是指王子朝之乱后周敬王所居住的“狄泉成周”,与王子朝窃居的涧河两岸的王城,即“西周”相对应。孔子欲以公山弗扰叛乱季孙氏为契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而弟子子路并未领会孔子的真实想法,在后者的质询之下,孔子遂以王子朝之乱时敬王前往“狄泉成周”(东周)为借喻,表达自己虽投身“叛乱”,却想借机恢复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态度,而这也是符合其“从周”思想的实践逻辑。

五、孔子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 “从周”是孔子的重要思想,也是其政治诉求的核心内容之一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,孔子“从周”是其复古主义态度的“明证”,然而随着学界讨论之深入,有学者指出孔子是“损益”基础上的“从周”,其中蕴含了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的革新精神。付老师认为,若欲明晰孔子“从周”的政治倾向,必须厘清孔子所“从”的“周”的历史意涵,然后从对礼乐秩序的追求、对周王室的尊重、对古典文明的推崇这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,并从孔子“从周”的政治实践的理念和逻辑进行了剖析,认为孔子的周史观念是“王室→诸侯→大夫”的模式,孔子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便是这一模式的逆向,即通过联合陪臣以弱专卿,以强公室,进而尊王室的理念形成了其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。同时也指出,在这一进程中,既需要合适的政治时机,也需要长久的礼乐教化。孔子欲参加陪臣公山氏的叛乱是这一实践逻辑的第一步,“吾其为东周乎”即其“从周”思想的胸臆直抒。当然,孔子并未参与公山氏之乱,也未投靠阳虎、佛肸等陪臣作乱,其在执政时主导的“堕三都”也以失败告终——孔子只能将“从周”的理想依托于三代典籍的整理与思想的教化了。

通过上述问题的梳理与研究,付老师认为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,无论是今文经学倾心于义理还是古文经学注重于考据,经典的某一章句或字词提出多种界说,彼此攻驳,形成了庞大的经学体系。围绕《论语·阳货》所载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本义之争鸣正是传统经学研究的一个缩影,其结果往往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。而综合利用时代语境、思想观念、历史地理和考古学等方法,应属更为客观的结论。孔子面对公山弗扰之叛,借王子朝之乱中王城与成周对立的历史局面,以“成周”(东周)为借喻表达自己的心志——“从周”。“从周”是孔子思想的归指,其内容包括对礼乐秩序的追求、对周王室的尊重、对古典文明的推崇三层内涵。在具体的实践中,孔子在尊王的前提下,既认可春秋霸主的体制,也能利用陪臣作乱反对专卿,充分体现了其政治的灵活性。在文化领域,孔子更在系统整理三代典籍的基础上,以教化的方式规劝贵族遵从周礼。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正是其“从周”思想的表达,是理解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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